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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认同的变迁
2020-05-29 09:37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作者:张虎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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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与社会面貌持续改善。面对20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在民生建设与社会关系格局持续变动的同时,社会认同也处于持续的变动过程中。作为现代性的后果,社会认同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作用下始终处于不断重构的实践之中,并由此关涉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基于此,如何认识社会认同变动的内在逻辑,将对于新时代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对于社会团体而言,它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 (1) 作为联结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虽然个体都向往自由,但又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个体必须属于特定的社会与群体。个体在社群中不断获得身份、情感与价值观,并由此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相联系,促成社会团结。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认同既是社会的向心力,也是社会的“黏合剂”。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矛盾和危机往往以认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社会认同的建构与再构,离不开社会发展共同目标的形成、不同社群间的互动合作以及公平正义的规则与制度建设。而这些要素的促成,必然会受到国家、市场与社会等主体间关系变动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强国家逻辑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市场力量的率先释放“催生”社会发育并参与社会治理。 (2) 由此,伴随着不同时期三大逻辑的互动与持续形塑,社会团结及其社会认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分异与凝聚:中国社会认同的变迁实践

  7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与发展,也使得国人的社会认同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总体上看,1949年后30年间,伴随着国家和社会体制的建立,总体性的社会认同得以形成并延续至改革开放前;1978年以来,随着传统体制的缓冲力日益降低,党和国家推动了改革开放,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不断被释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主导的消费认同及阶层认同开始彰显其自主性,社会认同日趋多样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快速社会分化以及群体的重新组合,以及现代信息技术深入生活而使得社会认同日趋碎片化,社会认同的建构由此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总体性社会的组织化与“集体化心灵”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资源匮乏以及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资源高度集中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并依托单位制、街居制以及人民公社等为核心的社会体制,将社会成员吸纳到组织化的生活中,形成了“总体性支配”社会格局。这种组织化生活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起,形塑了民众的精神世界,甚至导致其“心灵的集体化”。同时,国家构建了以阶级认同为核心的总体性社会认同,经由执政党意识形态转化形成“政党伦理”,为社会提供了一套以英雄模范为代表的评价体系、思想和行为规范,并以此规约“思想-知识”的活动样式和日常生活的价值评价。

  建国之初,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以及随之展开的镇反、土改等各种政治运动,使各社会群体对党和国家从起初的犹疑、抵制,最后达致认同。与此同时,这一总体性治理框架的实践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通过策略性行为维护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空间的努力,国家权力的强制仍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策略性抵制,普通民众会采用自己的方式,自发或自主地建构自己的“社会”。比如,在这一时期乡村与城市的私人生活中,仍然能够发现源于社会的自主性认同,并且这种认同随着“文革”动荡之后传统体制缓冲力的消失殆尽而不断生长发育,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社会基础。

  (二)市场化推动下的社会分化与认同分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党和国家破除“左倾”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并经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改革共识,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肇始于农村而后在城市全面铺开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为社会成员带来了更多的可自由行动的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并在促成人们自我意识萌发的同时开启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传统意识形态的弱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多样化社会思潮日渐兴起,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公平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市场力量的崛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特征,快速市场化过程推动社会价值观呈现出新特征:在关系层面,竞争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并使得物质主义成为社会交换行动准则的主要部分,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在结构层面,伴随快速市场化而来的是社会分化的加速,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冲突与矛盾频发,非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社会团结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在不断促成各阶层意识形成的同时,社会舆论场内“众声喧哗”,尤其是对改革认识的分化,对改革目标认同度的降低,进而直接影响到生活层面改革共识的形成。正是在“第三次改革大论争”为代表的反思基础上,党和国家于2004年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战略目标并不断深化,从“为了发展的发展”开始向“为了人的发展”回归,并以此来构建新的“改革共识”,重塑新的社会团结。

  (三)新时代价值分裂与重建共识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认同的构建因而具有了更加复杂的背景,加之网络信息技术日益不断扩展其影响力,进而使得新时代的社会认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特征。从现实来看,自从21世纪初加入WTO之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并由此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全球文化价值观的示范效应使得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更趋于复杂化,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并存;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在场效应使得我们进入了加速社会,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造成了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共识性的意义也在不断被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挤兑和稀释;由社群或社运所产生的局部共识,在增强其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割裂的风险,社会团结由此呈现出动态性、即时性和复杂性特征。

  面对碎片化的社会生活与个体化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分裂,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敏锐意识到社会基本矛盾发生的巨大转变,并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本位、美好生活等为出发点,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补齐民生短板,都密切关注解决社会问题,防范重大社会风险,深入贯彻公平正义的理念与优化民生政策保障,并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同步,力图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引领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信念,在更加多元、流变的经济社会环境中重建社会认同。

  总体而言,伴随着7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历程,社会认同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源自日常生活的个体与社群力图彰显其自主性,并日益呈现出复杂和流变的特征;党和国家则力图通过共同意义的形塑以及社会政策与制度的优化,进一步构建制度化的认同。在这种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社会认同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后”生活时代:以社会力构建集体心性

  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社会认同不同于个人美德,它不在于个体追求的高尚性,而在于全体公民的普适性。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构建新时代的社会认同,就是要培养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内在属性,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力”,当这些核心价值被内化为每一个成员的自觉价值的时候,就会生成某种被共同体成员所普遍认同的“集体心性”。这样自我个体德性的规范,就变成普遍的行为准则,由此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塑造其积极的行为取向、增强个体的社会活力,更能够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整合、建构社会秩序并由此保持社会稳定。

  从当代西方社会来看,目前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危机,实质上是由于移民、贫富差距以及快速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认同危机,而个体的无力感直接使其丧失了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进而使得社会离心力增强,并呈现为整体性的治理危机。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以及私人生活的勃兴,不断促使社会成员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但由此带来的公共精神的衰微和社会认同的多样化,也使得社会团结与秩序的维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今,随着我们逐步进入所谓“后”生活时代,社会共识与认同的建构将持续呈现多元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我们情感成为被商品社会所消费的对象,呈现出工具化、虚无化、形式化的面向,最终可能变得浮夸、肤浅和短暂,呈现所谓的后情感特征;另一方面,过度“诉诸个人情绪和信仰”而将“客观真相”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也就是所谓的“后真相”。这种种“后”现象,意味着当前人类社会的社会认同构建正处于大转变的关口,如何寻找一种建构共识与认同的路径,将对人类社会在新的层面达成团结至关重要。

  正基于此,要能够形成新社会的共识与认同,有必要从三个层面着手来加以应对:一是,国家要能够担负起社会安全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功能,特别是社会调节功能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功能,尤其要建立新的公共性与权威体系,才能在权利越来越无限制放大、更加自由化的空间中确保向心力。二是,个体要进一步增强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积极介入和参与各种公共事务,换言之,也就是在形成现代市民美德的同时提升其公益性参与。三是,公共生活与精神的建构不可或缺,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通过在基层自治、社团这些领域中同他人合作,有助于形成和培育一种健康的政治生活。

  新时代及其后的社会认同建构,将更多地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实践,而制度只有在积极回应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才能够凝聚和引领核心价值和社会认同,才能够有效地应对进入“后”生活时代的分离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时代社会认同的构建,意味着一个个体与制度进行双向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鲍曼所说的“个体的自治与社会的自治如果到来的话,只能一起到来”。

  注释

  1. 李友梅:《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 《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 张虎祥、仇立平:《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其三大逻辑》, 《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姓名:张虎祥 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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